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
畅谈草根情怀
中大理想及新亚精神

出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85新亚历史/89研究院历史/99研究院历史哲学博士）认为担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不单学术训练要做好，知识面要够阔，也要扩阔胸襟与视野，具备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识见。他回顾上半生的脚印，觉得影响最深远的是来自草根家庭，以及大学读书时谈的中大理想，规划故宫博物馆时，也将这些元素用上，令它能拥有更多面向。

吴志华在新亚修读历史，他说对日后分析事物及工作帮助十分大。

在大角咀出生及长大的吴志华，妈妈上几代是住在该区的水上人，「大角咀可能是香港最穷的地方之一，爸爸40年代由内地来港，做苦力工作，童年时生活在艇上，于他人眼中，住的都是文化水平低下的穷人。当时见到岸上建了路德会沙仑学校，小学就选了这间，后来升上路德会协同中学，教会选择于大角咀、石硖尾等区办学收纳贫苦学生，所以由小至大，草根情怀深深植于心底，即使今天，每当工余时间依然喜爱于老区闲逛，到土瓜湾买餸，与街坊聊天。」

这份草根性，对他日后人生方向有深远影响，「正因为有这个经历，知道每样事要很努力争取才能成功，当我有能力时，会想为基层做点事，也成为我决定每件事情时的重要考虑。担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最大的满足并非来自达官贵人的称赞，而是每天5千名观众参观完毕，都带着丰盛满足回家；因此在制定收费政策时，我的草根性就浮现出来，大方向是我们要做有质素的博物馆，用以提升香港人整体文化生活水平，需要有足够收入来支持营运，但同时又不想因为收费，令到有人因为入场费而未能进场，于是找来个人或机构赞助全年百分之十的门票，让低收入及弱势社群，可以免费入场。博物馆除了学术性及艺术性功能，也有其社会功能，令大众可以参与。」

「尊德性而道问学」

另一份影响吴校友性格的是中大理想，「本科生的四年，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知识份子要尊德性而道问学，除了研究学问外，在德性方面深深感受到中大的气氛，七十年代学生运动延续至八十年代，关社认祖的精神，正是我们八十年代中大学生时常谈及的中大理想，这份对社会、国家及个人价值的情感，体现中大跟其他大学与别不同之处，同辈之间谈的都是理想，理性地批判是非黑白，即使课余时食糖水及聊天，话题也离不开谈论人生及家国大事，在这个氛围下感染成长。我记得入O camp第一天，梁燕城师兄已跟我们说，是前人的牺牲造就你们成功进入大学，感觉像是原罪一样，因此要好好利用时间，贡献自身能力报效国家及社会，这股中大理想相信是当时所有中大生的共同价值，潜移默化之下，令我理解到做人要有理想，也影响日后做人处事，不会只满足于将工作做完，而是要做好每件工作。」

吴校友（红圈）曾加入新亚学生会出任宣传干事，至今大家还保持联络。

作为新亚人，当然也深受新亚精神所影响，「尤其是我读历史系，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是我的师公，第一日唱校歌『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开始体会甚么是新亚精神，对于中国文化的承担，个中感受是很悲情的，但也启发了我在困难中如何面对，回顾民族及国家过往所受的苦难，今天经历的困难实在微不足道，这份动力就像是一种基因，不知不觉植入我们中大人及新亚人身上。草根情怀、中大理想及新亚精神，三者成为滋养我成长的最重要元素。」

踏上博物馆的旅途

研究院毕业后，吴志华说历史系当年出路不算太多，有一半同学选择执教鞭，他也不例外，「屯门仁济医院第二中学通知我见工，得知校长是新亚书院师兄，面试时谈得很投契，对于来到一间全新的学校，我也有很大的期待，可以开创新的学科设计，我教得十分开心。其实同时也报考了市政总署的二级助理馆长，返学教书约三个月就收到政府取录，结果陷入挣扎，因为真的很喜欢教书，但最后衡量过更爱学术研究，博物馆确实是个最好的地方，可以将研究成果透过出版及展览，放到比学校更广阔的平台，进行公众历史教育工作，最后决定转到博物馆工作。」

大埔铁路博物馆是吴志华管理的第一间博物馆，它只有三位员工，吴校友笑说，每天工作就是看管火车头，入场看展览的都是街坊，那时与他们互动的经验很有趣。不过他很快奉调到荃湾三栋屋博物馆，负责一些展览工作，及后再调去山顶警队博物馆，「我很幸运可以赶上博物馆的扩张，晋升机会很快。」

开创口述历史研究

警队博物馆的位置，对于家住屯门的吴校友来说相当遥远。「要坐轻铁、渡轮及巴士，每天早上六时半要出门口，晚上九时多才回到家；而且山顶没有餐厅，要自行煮食，同事也不多，甚至要亲手扫树叶⋯⋯虽然有不少限制，但在那里工作的三年，我做了很多令人引以为傲的工作，其中一项是口述历史研究，翻查警察总部的人事档案，找到一班退休探长做访问，包括昵称为『咩喳』的警署警长，印象最深刻是访问了前特首曾荫权及前警务处处长曾荫培的父亲曾云，至今这仍是很宝贵的资料，也令我明白到事情的大小及重要性，取决于个人的识见及眼光，并非要取得最多的眼球及掌声才做，很多同事也在默默工作，对历史传播起着关键作用。」

论及事业发展的转捩点，吴志华认为是1992年加入香港历史博物馆工作，它规模较大，而且要负责筹建海防博物馆的工作，「海防博物馆是由零开始，跟现时香港故宫一样，由与建筑师倾设计，到决定添置藏品，以及规划开馆展览等，前后花了六年时间。同时间又要协助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丁新豹，规划那边的几个展厅，记得最具争议性是鸦片战争那个展厅，规划时适逢1997年回归前后，由传统英治的诠释转到回归后的看法，需要用新眼光来处理；回归前政府的外籍官员，不太接纳鸦片战争这个词语，但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需要的是一种识见，坚持学术研究来定夺是非，这点十分重要。」

海防博物馆由零开始，吴志华（右一）在2000 年成为创馆馆长。

博物馆的四个「非常」

正是以上在博物馆工作的点点滴滴，成就了今天的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但不说不知，原来吴校友最初并没有打算过来做馆长的，「2015年担任康文署副署长期间，参与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前期规划工作，整个工作在2017年完成，那时的打算是距离退休还有五年时间，想好了一套计划，陆续将文化中心、科学馆、历史博物馆、文化博物馆、大会堂等文化设施的硬件提升，以应付未来二十年的发展需要。后来知悉香港故宫在聘任馆长方面，出现很大困难，至2018年仍未有合适人选，很多朋友包括我的好朋友、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建议及劝我尝试，我第一时间问太太，她出乎意料表示支持，结果决定参加招聘并获选。」

多年来策划了不少成功展览，包括2010 年在港展出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

由于已经有前期规划经验，跟着原定进度来执行并没有难度，最难反而是如何为香港故宫定位，「为新馆确立愿景和定位其实是过去30年在康文署工作的总结，亦是香港未来文化发展的要义，我将它放在香港故宫之上，主要是两大范畴，一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二是促进世界文化文明对话，另外还要加入现代及香港的演绎，我们不是要将紫禁城在香港复制，要用现代话语及方法来构建新馆，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并给予在地和创新的意义。例如工作人员的制服，我们邀请本地设计师操刀，整个设计充满朝气活力，也代表了香港故宫具前瞻性、开放及兼容的特色，体现香港独特的文化价值。策展时也广泛邀请本地艺术家、策展人、多媒体设计师参与，务求将香港最好的东西都放进这里，让公众理解到中国文化传承之中，香港本地文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要用一句来总结，香港故宫就是『非常中国、非常现代、非常香港、非常国际』。香港故宫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促进文化的传承、对话和创新。」

与前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中）是好朋友，大家在北角东宝小馆用餐。

央视推出记录片《见证香港故宫》

开馆以来，吴志华说最始料不及的，是内地传媒对博物馆的教导和评价，「中央政府对我们很支持，由起动到借文物给馆方，以至后来在宣传上，也帮助了我们很多。举例说，中央电视台7月1日及2日推出记录片《见证香港故宫》，节目被安排在中央1台播放，两日加起来有2,600 万人收看，7月3日开馆，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这里进行线上直播，吸引500多万人观看，这个人数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另外有次在馆内由我主持公开讲座，约有300多名观众，并由内地一个艺术网站进行线上直播，竟然有7万个主要来自大湾区的观众观看，从未试过做一场有7万人参与的讲座，实在是很大鼓励，也令我们有所警惕，做得好无疑获得很多支持和赞赏，但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有几百万人来闹你。」

其中一样要做好的，肯定是加强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认识，「有一次一班小学生来逛展厅，我问小朋友是否知道明代及清代，他们回答不知道，我深深感到小学生对于历史知识十分贫乏，需要我们多做教育工作。文物对于认识历史很有效，因为文物提供视觉接触和教育，内里亦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因此未来将有大量活动，走进学校及社区，推动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工作。」

2002 年出任古物古迹办事处执行秘书，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全洪（左）教授，在西贡视察考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