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若筠 李洁兰 陈培伦
畅谈六十年前中大生活

1963年10月17日，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及联合书院合并而成立香港中文大学，60年一个甲子。今期《友问友答》有幸请到第一届中大学位毕业生陈培伦（64崇基历史）及梁若筠（64联合地理），以及中大成立后第一届学生李洁兰（68新亚中文），一起忆述当年的大学生活，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如何凭努力完成学业，成功闯出一片天。

（左起）梁若筠、李洁兰、陈培伦在中大校史馆细诉60年前中大的学生生活。

 

陈：陈培伦     梁：梁若筠     李：李洁兰

问：三位校友分别是中大首届毕业生及学生，可否分享当初如何考入中大？为何选择你们所属的书院？

梁：中学毕业后想继续读书，同学大多去了台湾升学，家里环境不算太理想，所以要半工读，透过第二届专上学院统一入学试考入联合书院。我有两个原因选择联合书院，一是家住港岛，联合校舍位处港岛，一个月6元车票是交通费，如果去新亚读书，车船合共要换乘三程，花费更多车资和时间；二是我要申请助学金，曾报读新亚生物系，问及助学金细节时，校方回应要入学后申请才知结果，反之去联合报名时，职员说可以帮我申请，而且成功机会很大，所以我选择了联合书院。

陈：我的哥哥在台湾成功大学读电机，本来也有考虑过跟随他的步伐，但因为考到统一入学试，之前旅行时又见到崇基校园环境优美，所以选择了崇基。我在元朗长大，中学就读元朗公立中学，有少部分同学读多一年特别班（special class）投考港大，我不是太有信心，所以索性直接考统一入学试，班中32人有12人考入崇基，虽然由元朗来到马料水校园也很远，要由元朗经林村到大埔，再换乘火车或巴士，但联合要过海，新亚就算坐车到九龙后还要转车，所以新界仔大多选择崇基。

李：家贫缘故想早点出来工作，因此先考入罗富国师范学院，毕业后也没等官校派工作，罗富国校友会小学聘请了我，就立即前往上班帮补家计。后来听说中大成立，当时心想每日教下午班，上午有时间不如去读书，跟同事一起考统一入学试成功了。新亚是我不二之选，因为上班地点在土瓜湾上乡道，过一条马路已经可以去到新亚，即使其他学校收我也不会去，当时没有功利之心，也不知道读大学有什么用途，纯粹不想浪费时间，虽知新亚文史哲出名难考入，却幸运地入到新亚中文系。

 

问：当年校园是什么模样？在校园上课的感受又是怎样？

梁：最初两年在坚道一幢旧住宅上课，环境十分迫狭，课室很小又欠缺其他设施，上堂以外就没有其他活动，同学又赶去兼职，放学就各自四散，加上当时邀请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系主任沙学浚教授来讲学，但他说普通话，我又未学过普通话，沟通不了，变相跟老师有隔阂。这个情况到大学三年班才得以改变，罗富国教育学院搬迁到沙宣道，般咸道旧址就相让给联合使用，校舍顿时大了很多，又有礼堂、图书馆、篮球场、花园等设施，参与了很多校内活动，当时有几位香港大学的年青讲师，只是比我们年长几岁，同声同气打成一片，学习气氛一下子改善了不少。

梁若筠在联合书院般咸道校舍礼堂的毕业照。

李：新亚在农圃道一间独立校舍，即是现时新亚中学的位置，全校大约有700多人，除了课室，大多只聚在餐厅、操场、圆亭这三个地方，学校所有班别的人互相认识，加上我半工读，入学时教务长王佶先生说我要少修一点学分，所以读了五年才毕业，与1967、1968、1969年毕业的也熟络，认识的人自然就更多。而我家住跑马地，学校需要为我安排寄宿，方便我上班及上学，忘记了每月宿费是25元还是30元，但就记得女生宿舍在6楼，9间房每间住了4个人，即是有36人住宿。当年学费每月60元，到1965年加至80元，理学院则每月要多付20元实验室费用，一个文员每月薪金都只有百多元，可想而知当时读大学有多贵。

新亚宿舍每间房有两张双层床，可以住四个人，每人有一张枱、一个衣柜及书柜，李洁兰说她住的房间十分整洁，更被同学票选为模范房。

陈：崇基校园古色古香很典雅，平日市区只见石屎建筑，但崇基的建设物主要用麻石为外墙材料，令人眼前一亮，一见就爱上。校内有很多活动，有环校赛跑、爬马鞍山比赛、渡海泳（马料水码头游到大水坑）等等，史地系爬惯山，在爬山比赛时常夺冠，我又十分喜欢运动，见到岭南运动场更是双眼发光，即使崇基交通十分不便，我也希望可以考进来。大学一年班时没有宿舍，我跟4个元朗同学租了未圆湖前身马料水村一间村屋，直到二年班获派男生第一宿舍（即现在的应林堂）。印象最深是每年会去雍雅山房一次，一枝细啤酒5元，消费很贵，我们每人一枝就坐足一天，不敢再点其他，一年只「豪」一次！

 

陈培伦（左一）赞美崇基校园环境古色古香，令他一心要考入崇基。

 

问：你们读书时是否需要半工读？

梁：当然需要！有个名为大专公社的机构，专门协助处理学生事务，我申请了他们的工读计划，初期获派到西环一间小学教夜校，每月工资80元；后来搬到般咸道校舍，就调到学校图书馆工作，同样是每月80元工资。很多同学也去大专公社寻求帮助，不成功的就要自行外出找补习帮补家计。

陈：大专公社是美国经援会营运的，在九龙窝打老道，让大学生申请工读，由内地来港的更优先获聘。我上学第一个星期就被派往大埔正义小学教成人夜校，也是月薪80元，后来大学三年班就回到崇基基督教义务夜校任教，服务附近赤泥坪等村落的居民，我们还帮忙筹办很多活动，包括圣诞会、运动会、旅行、家庭探访等等，其实大专公社提供的不止是教师工作，还有接线生及到志愿机构担任护士助理等。

李：我情况好一点，因为我是注册教师，每月人工500元，当时男教师就每月700元，同工不同酬的。不过扣除学费、住宿、食饭，还有300元可以给母亲做家用及供妹妹读书，同学时常也笑我很有钱。

 

问：闻说当年只有一半学生能够毕业，毕业率为何如此低？

梁：我们是第一届毕业，规定大学四年班要考到九科合格才能毕业，而且不设补考，不合格就要多读一年，难度十分高。最令人烦恼的是共同课，以我读地理为例，大部分科目包括气象学、制图学、中国地理等，联合及崇基都有教，无法得知崇基教了什么，既没有课程，而且我们是第一届学生，没有之前的试卷参考，可想而知有多困难。我还有修读历史，幸好历史的共同课较少，可以选一些只有联合才教授的科目，较易掌握考试范围。于是那时地理就要读到通宵达旦，既要温习老师的教材，也要看很多参考书，预估崇基那边教了什么，甚至听闻有些学系绝大部份出了其他书院的题目，变相他们很吃亏，合格率低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李：我们也有共同课，但已经变成与崇基及联合一起在星光行上课，闻说我们的试卷也要寄去澳洲给柳存仁博士评分，所以我们那时要拿好成绩也不容易！幸好在1968年改了制，将九科分拆开，三科在大学三年班才考，其余六科在四年班考，就没有他们那么辛苦。不过三年班时正值六七暴动，街上满地「菠萝」，同学冒生命危险回来考试，我住宿舍问题就不大，但其他同学的学位真是用生命换来的。

 

李洁兰（右一）在新亚书院礼堂参加毕业礼。

陈：当时第一届的考试地点是港大陆佑堂，我们由崇基出发，路途十分遥远，有时还要一日考两科，上午考三小时，下午再考三小时，幸好不是每天都要考试。如果我没有记错，1960年入学时有150人，结果包括留班同学在内只有92人毕业，当中只有62位拿到学位，其余30位只是文凭毕业（符合七科合格资格）。我估计合格率低，是因为我们的试卷是邮寄到外国，由合资格的海外教授负责批改，所以我们要等到11月才知道能否毕业，为了验证新成立大学的水平，能够毕业的人很少，而且这只是社会科学院的情况，听说理学院毕业率更低，所以重读在崇基是很普遍的事情。

 

问：当年参与过什么活动？有什么人和事特别难忘？

梁：最难忘一定是有次去大榄涌水塘野外实习时迷途，当时正值冬天，又只预备了午餐食物，真的是饥寒交迫，通讯不及现时发达，真的很担心找不到出路，结果行了逾10小时才见到灯光。去实习常有惊险情况，另一次去大屿山望东湾测量，要带测量尺等仪器上山，有位另一学系的男同学很热心助人，帮我们女孩子拿器材，谁知途中肾石发作剧痛，结果倒过来要我们送他去医院，器材也变相要自己搬运。

时常要到野外实习，梁若筠忆起不少难忘事。

 

李：我的难忘事是参加辩论比赛，辩题是「学问比学位重要」，我和杨钟基代表正方获得亚军，有奖金60元，实时将钱存入银行户口，一直也不舍得花掉。另一件事是修读曾克端老师的诗选，老师就将我们的作品印在书院的《中国文学系年刊》，有次他出题「雪膏」（老师说雪膏非用米造，不应写成「雪糕」），我写下「缕缕清风至，凌波过后香，柔时情似水，素面冷如霜，粉颊酥犹润，冰肌洁更凉，朱唇轻浅试，醉入白云乡。」曾老师评我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评选我为第一，还请全班同学食雪糕。我们是第一届中文系学生，老师特别爱锡，他们知道我们是穷学生，时常请学生吃饭，我们也自称为「蝗虫」，大家过得很开心。

 

陈：1962年香港出现难民潮，难民随铁路线漫山遍野而来，崇基全校投入救济难民。最初是一位毕业生听到每晚女厕也人声嘈杂，于是守在外面观看，见到很多衣衫褴褛、皮黄骨瘦的女士出入，上前查问才知道是来自大陆的难民，他后来跟我们同学商量，成立学生会，动员帮忙接待这些难民，将难民带到应林堂的工友宿舍，悉心装扮一番，一有空堂时间就与他们出九龙，事关港英政府订下抵垒政策，难民成功到达界限街就不予拘捕，可以正式成为香港人，大部分同学也满腔热诚，捐钱捐衫尽量令难民打扮得像香港人，希望能瞒得过警察，后来甚至到上水华山这个大量难民藏匿之地，带更多难民出市区。有次得知大学附近的樟树滩是蛇头之家，蛇头会捉走难民来勒索在港亲戚，要花5、6千元才会放人，我们大学生认为事情不对，男宿舍近100人全部手持木棍冲下去，救了过百名难民，事后多谢信如雪片飞来；后来我们连同全港大专院校合组大专社会服务团，帮难民平整地台、起屋及铺路。另一件难忘事是1963年中大成立，崇基舞龙庆祝就是由我筹办！当年全港最长金龙是属于元朗鲜鱼行的，我刚好与梁会长相熟，情商借出后找来两架货车运来崇基，还请来师傅教了十多次，然后于11月2日在岭南运动场表演。

 

庆祝中大成立，全体舞金龙同学大合照，前排右一是陈培伦。

 

问：书院生活有什么值得纪念的地方？你们对书院有何特别感觉？

梁：对书院最深刻的印象是后来的年青老师，与学生沟通得很好又好玩，上堂以外时间也当我们是朋友，亦师亦友，放学后一起去看电影、旅行、踏单车，老师考到车牌就载我们去游车河，活像一家人，令同学对学校的归属感大增，慢慢领悟到学校一家亲的精神。

李：我们所有老师也是名师，钱穆、唐君毅、牟宗三、潘重规、曾克端、莫可非、汪经昌等都是著名学者，在学术界享有名誉地位，庆幸曾受他们教诲。虽然他们是长辈，但都很爱锡我们，过年到老师家中拜年，请我们吃红豆糭、茶叶蛋等美食，到曾克端老师家拜年，拿糖果盒招呼我们，结果吃光了所有糖果。新亚最具中国文化特色，新亚精神和诚明校训反映钱穆先师最重视的「天人合一」思想，新亚校歌提到「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以及「艰苦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仁义礼智信皆源于「诚」之道德主体，「诚则明矣」，「诚」可生智慧，故曰「诚明」，人道之诚源自天道之诚，人要学天道之「至诚不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乃宇宙秩序，万物化育之最大力量，亦「天人合一」之因。

陈：崇基的高班同学对我们特别照顾及提携，有种精神一直流传至今，深深刻于每位崇基人的脑海中，就是崇基人不做坏事，要帮助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在社会穷困艰苦的日子，造就了崇基人相亲相爱、互相助人的心，与校训「止于至善」十分吻合。

访问原文：《中大校友》季刊第一百零一十七期．中大校友事务处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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